本站公告|
一边是对“尊严生活”的渴望，一边是精神归属的失落－－加快社会建设不容迟滞 这是一个渴望尊严的群体： 与物质生活相比，新一代农民工在幸福感、归属感等精神生活上有着更加强烈的需求。前不久的一份抽样调查显示，在杭州的４４０名外来农民工中，有６６％的人把家庭生活、朋友交流、文化娱乐列在了“精神生活清单”的最前列。 这是一个几乎和社会隔离的世界： 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一批劳动密集型代工企业，崛起于城市边缘的废墟上，又往往成为城市的“城中城”：大墙一围，自成系统，外人想进去十分困难，仿佛是一个“独立王国”。 巨大的反差折射，在这些“巨无霸”企业中，社会建设和管理还存在明显的“短板”。 “社会上的一切都离我们很遥远，我们好像被社会遗忘了！”一位富士康员工感慨。 中国社会正处于矛盾凸显期和利益调整期。审视处于漩涡中的富士康，社会建设和管理凸显滞后和缺失。 党团群众组织存在“覆盖盲点”－－ 在２．３平方公里、４５万人的富士康，“最熟悉的陌生人”是对员工关系的贴切描述。富士康今年５月中旬举行的一场励志交流大会上设立了一个游戏，谁能说全同一个寝室的室友名字，可以拿到１０００元奖金。遗憾的是，没有人拿走这份奖金。 直到２００７年底，富士康才成立工会，仅有的１５名专职人员未能有效发挥维权职能。绝大多数员工游离在党团组织之外，得不到关怀和帮助。在深圳市总工会的问卷调查中，党团、工会组织被富士康员工列为“最少求助”的对象。 政府公共职能暴露薄弱环节－－ 改革开放之初，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外资企业前来投资办厂，需要大量劳动力，而当时的社会提供不了这些劳动力的公共服务，渐渐形成了包吃包住的“企业小社会”模式。加之保税区等政策背景，政府基本不插手企业围墙内的事情，很多问题因此得不到及时解决，遇到矛盾难以有效处置。 “在社会建设和管理方面，我们确实存在跟不上、不适应和需要改进的薄弱环节。”深圳市政府这样反思。 社会服务“跟进不力”－－ 企业已具城市规模，却没有城市功能；企业拥有一些公共设施，却无法满足员工的多样需求。 “富士康事件”发生后，深圳市政府派出１０００多名社会工作者进驻企业与员工交流，疏导员工情绪。投诉渠道不畅、情感问题、家庭问题……这些长期困扰于员工心中的问题被集中倾诉出来，一些员工感慨：“终于有人来听听我们的心声了。” “在一个封闭的企业型社会里，员工压力随处可见，精神需求无法满足，迫切需要建立社工组织、心理咨询等一系列社会服务体系，增加人文关怀。”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委员会主任委员肖水源说。 发展中的一系列新情况、新问题，对社会成员各方的角色定位提出一系列新的要求。 “富士康事件是一个标本，表明政府和企业在职能上还没有完全厘清。围墙之内，企业的员工实际上成了企业中的社会人，８小时内外的事企业都要管，但又管不好。”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朱国仁提出，当务之急，是政府和企业合力，尽快补上“短板”。 记者注意到，“富士康事件”后，深圳市公安、劳动、文化、卫生等多个部门进入厂区，有针对性地提出强化、改进和弥补措施。 但在很大程度上，这还是临时性的治标之举。要使社会建设不留盲区和死角，还需要在治本上下大力气，花大工夫。 －－加快推进公共服务一体化、均衡化，重点加大对基础薄弱和问题突出领域的投入力度； －－加大工会维权力度，切实保障全体劳动者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； －－加快培养社会工作人才，健全社会工作组织； …… 社会建设是一项庞大的复杂的系统工程。“我们正处在发展转型的关键点上，不同群体利益诉求多元化等矛盾更为剧烈，更加频繁，管理和协调难度更大。”孙立平指出，但这是一道绕不过的难题。 “富士康事件”的一个重要警示作用在于，转变发展方式不仅是经济层面，也同样包括社会层面、人文层面。只有通过进一步落实“以人为本”的价值理念，加快推进社会建设，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和尊严生活，我们的社会才能更加和谐。 一个社会记忆功能的强弱，直接影响这个社会的进步。 人们期望，“富士康事件”能铭刻在社会的记忆里，为我们的科学发展提供永恒启迪。（执笔记者：陈芸、谢登科、陈芳；参与记者：宋振远、车晓蕙、崔峰、彭勇、蔡国照、刘大江、詹奕嘉、孙闻、杜宇） (责任编辑：admin) |